国农业能否变入世的压力为机遇？
那 中 元 杨 红 军
世界农业的发展已从石化农业的双刃剑中惊醒。为了当代人的健康需要，也为了后代的发展基础，提出并迅速向可持续农业方向转变。发达国家在从石化农业向可持续农业转化中可谓占尽了天时和地利。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生态环境，到发展条件的经济水平需求，都是绝对领先，从发展促动力的科学技术的总体外观水平仍是遥遥领先。但为了解决产量与可持续发展矛盾，主要是以基因型改造为发展方向，即转基因解决减少部分农药用量和种质改变的增产。入世打破关税壁垒后，大量机械化和转基因低价农产品将严重冲击我国脆弱的农产品。
而中国人多地少，前些年为满足基本需求强调提高生产力，工、农业均造成了极大的污染和环境破坏，经济水平横比仍然十分落后。总体的常规现代化农业科学技术和农业人员素质均还很低。因此，若按发达国家走过的基本发展道路，中国农业将是受发达国家机械化或转基因的低价农产品冲击最大的行业。保护政策，可以延缓一下冲击，但只是权宜之策，根本的问题还是找准中国自己发展的目标，特别是尽快促使这个目标实现的新途径和方法，即一系列支撑新途径的科技创新的新技术平台。
首先中国必须尽快使农业走入可持续发展轨道。一方面要在全面降低农业投入和抗御各种灾害的同时，使中、低产田低投入但大幅度提高产量、品质，减少质量价格差的对外国农产品的需求；另一方面，就是发展劳动密集型高附加值产品，以质量和相对劳动力价格优势出口。如果真能如此，入世对中国农业不仅不是压力挑战，而是机遇。但严峻的问题是，发达国家符合本国人民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利益的环境壁垒，使中国很多大宗农产品出口严重受挫，更不要说高附加值农产品的出口扩大问题。因此，应对农业入世的相关行政、组织措施和法规等问题虽多，但最关键的还是农业科学技术的劣势。
翻开现代化农业进程，中国的农业理论和方向几乎全是舶来品，随着生物工程技术的诱人发展前景，中国农业发展方向似乎全都要以外国人为模板，如此发展，中国很难在科学技术上有重大原发创新，也就无法变压力为机遇。然而，事实上，中国生物工程和农业现在有一个很好的发展机遇。科学实践已经证明并还将不断证明，依靠现有理论已使生物工程和转基因工程陷入误区，甚至使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科技促动研究方向也陷入误区。而我国却在正确的方向上有重大创新。如何抓住这种入世环境时机和科技发展方向的先机的扩充，将是应对入世技术上变劣为优从而促动农业全面变劣为优的机遇。这就是GPIT新途径的理论和应用。当然，在科学技术理论上还会有很大的争论，这是很正常的，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科学实践的事实和正确应用对生产力的促进。
GPIT和现有技术的巨大不同，就是正确应用该理论规律和技术方法。在绝大多数农作物和植物上，同基因型和同环境型条件下，物种能产生重大功能、形态等性状的改变。最简单地说，就是表现型可以不等于现有理论的基因型加环境型。因而使可持续发展农业有了本质的重大突破可能，这就是在把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变为人能促进与自然和谐关系上大大进了一步。从而使人为作物创造适合条件而大量消耗不可再生能源和对环境污染的基本方式，变为作物在人的促动下充分利用自然条件，首先提高发挥潜能，继而产生新功能性状的重大飞跃，则是以信息感受度、动力学特征可改变为基础，提高光能为主的自然物质利用能力和效率为中心的强生理代谢的多种双向抗灾能力和相对主动适应环境的能力。从源头减少不可再生能源的消耗和必然带来的污染和成本外摊，特别是从作物自身利用自然效率提高上保证的高产与高品质和抗自然逆境灾害能力，则可大量减少化学肥料使用；特别是抗生物侵袭能力的可大幅度提高，为少用、甚至需要时又有合理配套措施时可完全不使用化学农药搭建了任何技术无法类比的技术新平台。应用好这一技术新平台，这就为我国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的高附加值产品插上了飞跃环境新壁垒的翅膀，就能从上述质和价两方面过硬地从容将入世的压力变成为中国农业发展的机遇。而且还可以自豪地宣告，真正的农业可持续快速发展的技术新平台，从理论到实践均是中国人自己的原始创新。
当然，任何一项重大创新从成功，到成功地应用总是有一个认识、理解、完善、发展完善的过程。GPIT更不例外，因为GPIT是生物工程的重大创新，生物与物理、化学、工程是有重大本质区别的。因此，不能照用传统现代化农业中的物理、化学、工程等性质的技术来理论和方法应用在GPIT上，也不能全按原来的生物理论规律指导应用，必须从GPIT产生的新的生物规律性方面认识，才能应用好GPIT。GPIT使用有效浓度可从1：5到1：5000，甚至达1：12800，其范畴之广，是前所未有的；根据不同目的要求，掌握正确规律，GPIT可在所有作物植物上，从节肥、抗逆、抗病、治病抗虫、耐虫、增产、优质、耐贮、早熟、延迟成熟有效生长期，均可产生明显作用，方法时机得当，快速无害治愈一些植物顽固病害的能力甚至比任何专用农药还迅速明显有效的多。但使用的浓度、方法、用量，往往随目的、环境条件、温、湿、土、肥、季节、种质不同而有变化规律，甚至有时与潜热、起始水合速率、效率、信息场效应均明显相关。GPIT的剂量、浓度效应与传统理、化产品有重要差别；如土豆亩用50克诱导剂可增产1500斤-2000斤，而用150克反而没有明显增产；浓度效应也因用法不同而差别巨大，在树木促长上同液体用量，1：600与1：2000类同，均比对照稳定平均增多新芽3倍以上，但1：1200、1600有的还不如对照组，而1：2000倍却可比1：600倍省钱2.6倍，但若要综合抗逆并促长则仍需1：600为佳。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老农和有长期第一线丰富实践经验的科技人员能够把GPIT效果发挥的很好，而有些人却说GPIT能提高光合速率不假，但效果不稳定而否定GPIT的重要原因。当然，正确应用好GPIT并加速发展完善，肯定能使其成为高速促动中国可持续农业发展的动力，从而全面变入世压力为机遇。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从杂交玉米、杂交稻的推广和相应栽培管理模式，和化肥农药应用，就可以看出差别，绝大多数杂交高产品种，若区域选择不当，密度不够，肥力不足，和栽培关键时期措施不当都会严重影响产量；而化肥、农药则主要只有一个用量问题，次要才是使用时期，明显简单的多。因此，在国家行政、财力强力干预下，杂交玉米推广至少有二十多年，杂交水稻推广也有十多年才被较广泛接受。GPIT在没有国家资金扶持下，正确合理应用，在大田作物上高产田地可减少化肥，大量减少农药，以增加质量为主的增产；在中产田上可增产20-50%或更多，在低产田上可增产40-100%或更多。在果树、蔬菜上增产幅度更大。因此，一项原创重大生物技术在所有植物各种条件下的广泛规律摸索，虽也经历了无数风雨，但三年来已在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逐渐被认识，扎下根并不断完善应用和壮大发展，足见高新科技的强大生命力。
GPIT在新品种选育、培育、杂交制种上，方法正确得当，不仅安全，快速有效，且由于信息感受度的应激反馈、补偿效应发挥和继代发挥，均可产生过去任何技术也达不到的综合作用效果，更特别重要的是在某些重要性状方面，特殊的正、负反馈定向培育快速产生效果的特性，是过去很难想象的。这对中国种业抵御WTO冲击，也将是任何技术无法达到的新高技术平台。
对于广大自然条件较差的贫困地区，正确应用GPIT的抗逆性和当地区域、物种优势结合，完全可以在变劣势为优势的特色农业发展中发挥作用，至少，也相当幅度提高当地优质粮食产量和促进林业发展。为脱贫贡献力量。
GPIT技术虽已在技术上展现出它的极大原始创新优势，但世界各国农业若无国家政府在资金上的补贴和政策上的大力扶持，则运行速度太慢，中国的农业体制、条件和人文因素等原因，若无国家迅速大力扶持创新科技，则无法应对入世的巨大压力。
GPIT核心是可大幅度提高光合速率，而正常的光合速率都是植物最保守也最易受干扰影响的性状。既要改变提高这一最原始最保守的性状，又要使新性状少受干扰所产生的负反馈效应影响，当然有其新的规律性要遵守。从自身的不同层次浓度效应和剂量效应，到与不同作物、不同温湿度、不同光周期、温周期及不同需求方向改变相关的浓度效应、剂量效应和分化发育时期效应和相关组合效应的“双（三）峰效应”，均要找出广适规律和区域性季节性最佳规律。
通过十多年的研究和应用研究，特别是近三年逐渐在全国除台湾以外所有省区无国家财政支持的全面应用研究，其广适基本规律我们已经较为清楚，过去不起眼广存于自然的潜热效应、水合效应、光温互作、人为污染、土壤状况、适度逆境效应等及GPIT自身的奇异“双（三）峰效应”均将对GPIT在农作物的效应产生明显甚至极强效应。当然，找到问题发生的初步原因，至少也就可找到避免发生的基本方法和相对有效使用方法。因此，GPIT虽还急需在区域性、季节性、种质性最佳规律上研究与发展，但GPIT已完全具备在全国各种作物按广适规律先应用，发挥其在解决可持续发展与经济需求发展两难矛盾中任何技术无法类比的新技术平台作用和效应。并在应用中尽快由国家财政投入进行最佳效应和细胞、分子水平研究，从而使中国能在这种政治和科学时势的压力和机遇中，从跟踪发展跃为农业乃至整个生物工程先导发展的科技强国。
一切农业措施和一切生物工程，最终目的均是为了理想的表型表达，而基因工程的核心就是促使表型产生理想表达。大量科学实践不断证明，我们不仅开辟了生物工程新技术途径，而且是因为直接进入生物工程核心的途径，从而才能产生这样广泛的同一性趋势效应。我们希望为了中华民族的长远科技强国国策，更为了变已经入世的压力为机遇，国家尽快对GPIT技术在研究和推广应用上给予资金和政策的大力扶持。
现有GPIT不是万能的，但他是高层次符合自然规律的创新，是中国人在近代史上将在世界先导科学领域中，唯一能导向潮流的理论和技术创新，让有识之士们共同为中国农业振兴，用中国人自己优于舶来品的理论和技术新平台，尽快持续造福中华民族，也持续造福全人类。